可惜所谓好转只是假象。

　　婚后没几天，母亲疯态复萌。

　　父亲挑灯写就的文稿，若没藏好，转眼就成了母亲手下碎片。

　　睡梦中父亲常被母亲的尖叫声惊醒，醒来发觉脸上火辣辣的，一摸竟是被她抓的满脸血道道。

　　满脸伤痕第二天如何面对学生？

　　父亲发愁却不忍责怪母亲，因为她用尽全身力气抓他的时候，嘴里声声叫着“建国”“建国”……

　　没办法，父亲只能轻柔地安慰母亲，尽量让她情绪平息下来。

　　母亲实在不住手他就将她的手牵到他脸部以外的、外人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背呀、腿呀，任她去抓、去挠、去撕扯。
        
　　1980年，母亲生下了我

　　母爱太伟大。不管母亲怎样疯癫她从不伤害我半点，从没误过一次给我喂奶。

　　1981年，父亲因不时在当地报刊上发表文章，被县广播电台调去当记者。

　　因为获奖无数，短短数年他就成了中级记者，后来还被评为黑龙江省十大优秀编辑，升职为黑河市逊克广播电视局总编。

　　有人开始劝父亲，考虑到你的脸面就让小凤随她父母生活。

　　父亲摇头：“有个疯妻就丢脸面了？她是为我而疯的，我哪有嫌她的道理？”

　　1997年，上海的家出现变故。

　　姑姑下岗，伯父被查出尿毒症，年过八十的奶奶也要人照顾。

　　父亲决定回上海。

　　外公外婆支持他回去，但不同意他带母亲走。

　　他们说：“建国，你是好人，小凤的情况也好了许多，就让她留在这边吧。这些年你已是仁至义尽。离开她你后半生可以去过轻松的日子，我们一点也不怪你。”

　　父亲摇头：“不行，小凤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她了。何况最苦最难的日子都过去了，我相信在上海她能更快好起来。”

　　1997年8月，父亲带着我和母亲回到上海。

　　当时，我已17岁并考入上海一所大学。

　　牵母亲走下火车那一瞬，我看到母亲的眼睛一亮。繁华的大都市显然在激活母亲的意识。

　　到上海后，母亲的情况真的好了许多。她发病的次数少了，不再闹得天翻地覆。

　　只是也许潜意识里觉得这不是她过去的家，我们稍不注意，她就会溜出门去，在街头盲目地找着什么。

　　这可苦了父亲。

　　每次母亲不见了，他就只能蹬着自行车大街小巷地找。

　　有一次不知母亲是坐地铁、公交还是走路，竟从我们家所在的闸北到了徐汇。
        
　　等我们父子找到母亲时，她正蹲在徐汇街头一拐角处的快餐店前，两眼死盯着人家面前的盒饭。

　　父亲奔跑过去，一把将我母亲搂到怀中：“小凤，小凤，你还在，你还没丢……”

　　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下，父亲笑着笑着就大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