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冲突激烈之际，常常被拿来论证“美国对老二的打压从来都心狠手辣”的，是当年它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冲突，说日本后来陷入“失去的二十年”，就是美国使坏的结果。
作为世界老大，美国自有其国家利益，对威胁到其地位的老二“心狠手辣”，是一个符合现实逻辑的客观现象；那些把美国当成“完美之国”的人，只愿意把它看成普世价值的化身，不承认它有利益诉求，是在玫瑰色强光刺激之下的失明。
而日本后来的“失去的二十年”，与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的升值相关，则是不用争论的。
这么看来，日本“败于美国的心狠手辣”还真是不刊之论。
但是，这个“不刊之论”，问题大得很。大到什么程度？就是大到如果以此为依据，进行“以史为鉴”，可能会带来灾难。
为什么这么说？
不妨先来看一下美日两国贸易冲突的历史。
经历战后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在1965年，日本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收支首次发生了逆转，美国的对日收支出现赤字，此后，美国赤字、日本盈余的形势，就固定了下来。
两国的贸易冲突，也从1960年代末开始，最早发生摩擦的是纺织品，然后是钢铁，然后是电视、半导体、汽车和农产品，到1980年代，“摩擦”升级为“战争”，美日逆差占美国整个贸易逆差的比重一度接近60%。
在这场战争中，美国迫使日本签署自愿限制出口的协议，对日本的一些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在1985年与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施压日元升值，通过“超级301条款”督促日本开放国内市场，在1989年与日本签订《日美结构性协议》要求它开放部分国内市场，修改国内的经济政策和方针。
“战争”之下，日元升值，日本的出口萎缩，作为对冲，日本央行延续之前的降息政策，不断放松银根。
然后，股票和房地产价格飙升，出现资产泡沫。
为了给过热的经济降温，从1989年5月份开始，日本央行连续加息，然后股市在1990年、地价在1991年一前一后大幅下跌，泡沫破裂，于是产能过剩，不良债权急增，金融机构和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和自杀率上升，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由此开启。
从这个回顾中可以看到，日本90年代遭遇的危机，的确如前所述，与美日贸易冲突相关。
但只要还有正常的思维，就会马上追问：当时的日本，贵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1987年人均GDP还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如今仅仅因为外部竞争对手的施压就一败涂地，那这个老二的含金量，是不是也实在太低了？
没错，当时的日本，本就积弊重重，含金量本就不高。
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野口悠纪雄，在他所着的《战后日本经济史》一书中，非常鲜明地指出，理解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历史，最大的关键词，就是“1940年体制”；日本经济是成也这个体制，败也这个体制。
所谓1940年体制，是指最初形成于战时的以举国之力支援战争的国家总动员体制，这个体制，在战争结束之后被“毫发无损地继承下来”，在新环境下表现为“否定市场的作用，强化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这个“国家干预”，野口悠纪雄将其概括为“通过统制方式进行的资金重点分配”，它主要有二个途径。
第一是国家银行根据法律，对民间银行拥有绝对的支配权，由此而统制了对企业的贷款，银行成为整个日本经济的中心——当时大权在握的日本银行总裁就被称为“法王”，这导致原本应由市场决定的资金需求量和利率，被人为地扭曲，资金这一至关重要的资源，处于非市场化配置的状态之中。
第二是以通产省和大藏省为首的政府部门，直接介入经济活动。通产省依据《特定产业振兴临时措置法》，通过给予金融和税收优惠推动企业合并以对抗外国资本；大藏省则通过控制银行以及实行有计划的政策性投融资，强烈影响经济走向。
如同东亚其他地区比如韩国、台湾和新加坡一样，这一后发国家集中力量以实现追赶战略的“国家总动员体制”，推动了日本经济在战后取得了高速增长，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就超过西德成为西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1956年至1973年这段时间里，日本的GDP年均实际增长率达到9.32%。
但又如同在其他地区也发生的故事一样，高速增长之后，日本一样患上了“路径依赖症”，在经济规模已经今非昔比、国际环境和其他因素已经与往日大为不同的时候，仍然坚守1940年体制，固步自封，由此埋下了日后危机的种子。
到了1970年代中期，日本最大的一个“与往日大为不同”的因素，就是人口红利期开始结束。
战后日本出现了一波强劲的婴儿潮，其人口红利在1956年之后开始兑现，至1973年开始减少，到1990年基本结束。
但绝大多数日本人对此茫然不觉，仍然陶醉在高速增长的幻觉里。1979年，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出版之后，“日本第一”成为整个80年代日本人的普遍信念，“厉害了，我的日本”是普遍情绪。
日本人认定，日本才是未来世界的经济中心，日本经济体系优于英美经济体系，“卖掉东京土地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这句今日我们看起来极其荒谬的狂言，在当时却被他们津津乐道。
在各种条件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之际，日本不是进行体制转型，而是继续维护原有体制，国家继续高强度干预经济，人为维持经济增长速度，这就不得不强行注射兴奋剂。
长时间实行金融宽松政策，就是兴奋剂。
广场协议是在1985年签订，但早在之前，日本央行就已经连续调低基准利率。1980年，日本的基准利率为9%，经过连续五次降息，到1983年已经降至5%，到1987年再降至2.5%。
这种持续的金融宽松政策，导致的就是泡沫经济的出现，而泡沫经济之所以为泡沫经济，就在于它必定破灭。
泡沫破灭之后，就是众所周知的“失去的二十年”。
从这个回顾中，可以看到，在环境发生根本变化之后，拒绝主动进行市场化改革死守旧体制、以金融宽松为主要手段人为刺激经济增长，才是日本经济后来遭受危机的根本原因，美国的施压，不过是加剧危机的一个催化剂而已。
所以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非市场化的1940年体制。
不看到这一点，只是把罪责全部或主要归结于美国的打压，是一种致命的误诊，不过是《动物庄园》里那头拿破仑猪“好事归自己，坏事归敌人”的逻辑。
相信这样的逻辑，并“以史为鉴”，得出的结论，就是用不着搞什么市场化改革和体制转型，煽动民族情绪，火力全开与美国这个外敌死磕到底就好了。
这是会带来灾难的，就如日本在1990年代的遭遇一样。
在准确地“定量”美日贸易冲突在日本遭遇的危机中的作用之余，还得对它进行准确的“定性”。
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最少可分为二种类型：一种是敌人之间的冲突，比如美国和苏联；另一种是盟友之间的冲突，比如美国和日本。
这二种，虽然笼统说起来都是“冲突”，可性质截然不同：敌人之间，是你死我活，是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上的全面对抗，决的是生死；盟友之间，是你争我夺，往往只是经济上的竞争，分的是高下。
很清楚，造成这两种区别的决定因素，是意识形态、文化和制度。
美国和苏联，意识形态、文化和制度迥异，冲突再小，也不可调和；美国和日本，意识形态、文化和制度相同、相似，冲突再大，也可以解决。
所以，以美日冲突为借鉴，是有准入门槛的，就是你和美国之间，得是盟友。
如果说，准确定量的结果，是要重点审视自身的问题，以市场化改革求发展，以更大的开放谋进步，而非与外部强硬对抗；那么，准确定性的结果，就应该是思考价值观层次上的问题，这更为根本、更为重要。
若能如此，当年美日之间的冲突，才会是一面值得“鉴”的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