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是有人耻笑日本“穷”，估计所有人都会耻笑这个耻笑者很无知。

　　2018年，日本的人均收入为4万美元，世界排名第18位，亚洲排名1位；在一亿以上人口的国家中，它名列世界第2位，仅次于美国。

　　但是，说日本“穷”，还真不一定是错的，关键就是看他讲的是日本政府，还是日本国民。

　　某亚洲国家驻东南亚的一位前大使，在电视上讲了一件与日本有关的经历：当初自己的使馆落成之后，宴请了欧洲诸国的大使，大使们对使馆里崭新的灯光网球场和游泳池等设施赞不绝口，连连感谢说使馆“让他们在亚洲享受到了欧洲的环境”。
       
　　对此他当然很得意，但更令他得意的在后面。

　　在宴请使馆就在隔壁的日本大使的时候，他问：为什么你们不修建球场泳池？日本大使回答说：预算紧张，没有批准。

　　这位前大使回忆说：听到这个回答，当时甭提心里有多得意了。

　　嗯，同样的事，日本这个老牌发达国家干不了，可自己轻轻松松就干了，当然了不起。

　　而通过这个对比，“自己富日本穷”的结论也呼之欲出。

　　没错，日本使馆修不了球场泳池，的确就是因为穷——修建使馆是政府的开支，而日本政府一直以来就是囊中羞涩，并不阔绰。

　　不用去查什么数据，仅凭常识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诸如日本这样的宪政国家，都是有财政预算的，财政预算又必须经民选的立法机关审核通过，而立法机关在审核财政预算的时候，执行的是“以支定收”的原则，即先确定政府必须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再确定其收入规模，这就决定了政府很难出现财政盈余而很易出现财政赤字，长期处于“囊中羞涩”的状态之中，因为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肯定是“宁紧勿松”。

　　这也就是说，在日本这样的国家里，政府不是企业，不是经济一景气盈余就增加，而是始终“钱恰恰够花”而已。要是不够用怎么办？借债，而借债一样要议会批准。

　　这是收入端的控制。在支出端，日本政府每一分一毫的开支，都得“师出有名”，合法合理，并保持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的监督。

　　《国际先驱导报》的记者在2014年报道说：日本的行政机构对国民来说属于服务型机构，在阳光下运行，透明而公开，受国民监督。
       
　　报道说，记者参观过多处日本政府的办公楼，堪称异常寒酸简陋：公务员挤在一起，没有单独的办公室。各级地方政府每年制定财政预算，由各级议会对预算审议认真细致，议会质询时市民可以旁听，公开透明。

　　如此收入和支出的“双严控”，日本使馆修不了灯光球场和游泳池，一点都不出奇。

　　而那位前大使也没错，因为他看不起的就是日本政府穷。

　　但日本政府也不是在什么事上都表现得“穷”。在事关国民福祉的教育、健康、养老等方面，它就慷慨得很。

　　今年九月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亲自录了一个视频，宣布从十月份开始，在日本生活的所有日本人、外国纳税人，他们的小孩上保育园、幼儿园的费用，全部免费，政府还将有条件地向0-5岁的幼儿每月发放相当于人民币一千多元的“儿童工资”。

　　很明显，这个政策是为了应对日本生育率长期低下的问题，有着特殊的国情驱动，但日本政府在民生上的投入力度，可见一斑。

　　事实上，日本福利的发达，举世闻名。在日本，从生育福利、儿童福利到残疾人、老年人福利及对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扶助、医疗扶助等各种制度，十分健全，福利开支是政府开支中的重要内容。

　　新华社2018年报道说，日本政府再次推迟了摆脱财政赤字的时间。原来它预计在2025年达到财政收支平衡，现在要推迟到2027年，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2017年决定每年投入高额资金用于推行免费教育。

　　可见，日本政府的“穷”，是体现在对自己寒酸之上。对国民，它慷慨得很。

　　日本政府之所以对自己寒酸、对国民慷慨，不是因为它品德高尚，而是宪政制度的要求。

　　“宪政制度”有着很多内涵，与今天主题相关的，是“无代表不纳税”、“有限政府”和“预算民主”等原则，它们是现代文明的体现，是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的“民有、民享、民治”的试金石。

　　这样的道理，蕴藏在一个社会的运行秩序之中，是在任何豪华高大的建筑物身上看不到的。

　　不明白这一点，耻笑一个国民富而政府穷的国家，就是在耻笑文明，就是在自绝于文明之外，不止是无知，而且是傲慢——不需要向民众负责的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