篮球场大小的鱼塘中，薛守昌一次次扎下去。红色浮漂悬在水面，标记着落水者的位置，周围泛起一圈圈涟漪，随着下潜深入，污泥被激起，水下瞬间变得浑浊。
他只能靠“摸”。薛守昌把腰间的导向绳系在浮漂下的水砣上，以它为圆心，放出1米绳索为半径，转着圈摸索。
废旧轮胎、大排档的桌椅、像极了人体四肢的干树枝，一次次被掏出扔上岸，直到他捕捉到了皮肉的触感。落水者终于被打捞上岸。
这是一支特殊的消防救援队伍，他们面对的不只有熊熊烈焰，还有潜水打捞、激流涉水，肩负起常规火情和水域救援的双重任务。
这也是北京最早的水域救援力量。15年间，从“照猫画虎”地对照视频学习潜水知识、救援成功全凭“运气”加持，到接受专业训练、最深可潜至30米，一次次实战磨炼中，这支队伍一点点强大起来。
在夏季暴雨后的山洪里，在秋季浑浊的鱼塘里，在冬季结冰的冷湖里，都能看到国家水域救援队北京大队的身影。封闭的水下，消防员们一次次下潜，再浮起，托起对生命的尊重。
时刻准备着
10月26日，北京郊外下起了小雨，带来入冬前的第一股寒流。湖边，浪潮拍岸声与秋叶踩在脚下的簌簌声交织，冷风裹着湖水的湿气和零星的雨滴打到脸上，薛守昌忍不住瑟缩了一下。
他正在把身上的作训服脱下，换上全套潜水装备。国家水域救援队北京大队的队员们正在进行下水训练，这样的天气，对他们来说，是个“天赐”的好时机。
“深度表归零，压力170巴，正西90度。”薛守昌准备完毕，装备安全员接过他握在手里的三联表看了看，确认无误后又给装备做了最后检查，“穿戴完毕，卡口连接无遗漏，腰带已系紧！”
胡亚卓牵起薛守昌递过来的一米长的潜伴绳，卡扣“咔嚓”一响，两人被锁在救援绳两端。接下来在水下的半个小时里，他们将是一对生死搭档。救援实战中，未知水域可能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暗流、乱石、铁钩、渔网、沉船，任何东西都可能对潜水员造成致命威胁。因此，救援时通常需要两名潜水员一起下水，以便发生意外时互救。
每次下水，潜水员负重至少50斤。胡亚卓背上背着30斤的12升呼吸气瓶，腰部还绑了一圈十余斤重的铅块，身上系着的漂浮绳被岸上的绳索通讯员郑海洋抓在手上。打出一个“OK”手势后，他们逐渐离开岸边，下潜。
5米、10米、20米……绳子顺着郑海洋手掌心滑出，他盯着队友的头一点点消失在水面，手里的绳子有规律地被扥着，两下，这是潜水员提示他“继续放绳”的信号。十几分钟后，他感觉队友差不多到了水底，根据经验，郑海洋判断水深在10米左右。
找到模拟目标物后，潜水员给出绳语信号，“准备出水”，信号员收紧手中的绳索。水下的动静越来越大，气泡从水底往上冒，拍打着水面的红色浮漂不停摆动。
这是一次在特殊环境下的常规训练，雨天、大风、降温，干扰了水中能见度，考验着队员们的耐力。入冬后，他们还将进行更加严酷的冬潜训练。所谓冬潜，就是在冬季自然水域结冰时，凿开冰面进行潜水活动。
冬潜时，队员们穿上特制的保暖内衣，还用身上贴暖宝宝的方法保存体力，但为了灵活操作，装备的手套还是很单薄，手指很快就不怎么听使唤了，出水时，往往一钻出冰窟窿，身上的潜水服瞬间就结上了冰碴。
“辛苦是一定的，但没办法，潜水员的身体和装备需要适应各种恶劣的天气和复杂的环境”，薛守昌说，“毕竟，意外从不挑日子，也不分地点。”
摸着石头过河
这支可“下水”的消防救援队伍的雏形出现在2007年。当时，北京市密云区消防救援支队溪翁庄消防救援站(原“溪翁庄中队”)刚成立一年多，时任指导员的刘东领到一个任务，“北京要有专门的水域救援力量。”
密云区有大小河流14条、大中型水库4个，广阔的水域除保证北京市的饮水及灌溉，还带来了丰富的鱼类资源、旅游资源，但水域险情也时有发生。溪翁庄镇周边，河湖水库较为集中，每年都会出现十余起和水域救援有关的警情。
也正因如此，溪翁庄救援站担负起了探索从陆地救援到水下救援的任务。
一开始刘东不觉得这是件难事，他是山东乳山人，从小在海边长大，自然会水，算不上多么专业，但足可以保证自己“淹不着”。收到总队下发的两套潜水服，拉来包括薛守昌在内的几名会游泳的消防员，成立了水域救援小组。
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跟着潜水服厂家的销售员学了下设备怎么用，他们就自己摸索着下水了。练习就在游泳馆进行，最深可达水下3米。下潜技术也学得粗糙，刘东找到一部有关海军的纪录片“照猫画虎”，学着上面潜水员嘴巴一张一合来控制水下耳压平衡。
大家胆子都挺大，刘东怎么教，就怎么做。薛守昌那时候还是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也有一股子猛劲儿，他还记得遇到问题时，大家就等着刘东去网上找答案。那时候电脑并不普及，整个救援站就两台电脑，刘东查到些“二手信息”后，再“倒腾”给他们，整体学习进度很慢。
现任密云区消防救援支队作战训练科副科长的赵强同样是早期就加入水域救援小组的队员，他觉得，在潜水救援初期，能成功打捞出溺水者，多亏“运气”加持。大多数时候，要么事发水域水深复杂，无法掌控现场情况不能贸然下水，要么下了水，但搜救技术不过硬，只得无功而返。
在密闭的水下空间，潜水员除了要承受动辄十几米深的水压对身体的压迫，要时时留意未知的危险和背上唯一的生命源——呼吸气瓶，还要面对近距离触碰溺水者带来的恐惧，这对潜水员的心理承受力要求很高。
赵强记得，有几次他是用“脸”找到溺水者的。溺水者或许会卡到石头上，也可能会随水流漂着，出现在刚刚已经摸排过的地方，一转身，猝不及防打个照面。
还有一次出警情，他的搭档是一名年轻消防员，两人手拉手在水下摸索，突然他感觉到队友打了一个寒战，“一定是摸到溺水者了。”他心想。顺着队友另外一只胳膊探过去，他确定了自己的答案，“那是一种皮肤的触感。”
恐惧几乎是一种本能反应，但总会被责任所取代。年轻的消防员很快镇定下来，与赵强一起将溺水者打捞上岸。“作为消防员，我们的任务就是救人，不管结果怎样，也要尽最大努力搜寻，给岸上的家属一个交代。”
每一次下潜，都要安全上岸
不管经历过多少次，薛守昌还是不敢面对家属的悲伤。
他一直记得一位家属，看到打捞上岸的溺水者后，几乎瘫软在地，但仍旧不忘连声说着谢谢。薛守昌不敢停留，借换衣服的说辞匆匆离开。
赵强说，见得多了，反而越来越“怂”了。“我们以为，一切都应该给生命让道，但大自然不会这么‘讲道理’，它有它的法则。”
在水下，救援人员和溺水者一样脆弱。
一次任务，在某开发水域，水深三四米，一人落水。搜救打捞范围不算大，但勘察发现，水下有个直径大约40厘米的排水口一直在作业，吸力足够使靠近的人无法脱身，而且一时间无法关闭，如果真的被“吸”住，就算搭档也难以施救，怕是十死无生。
薛守昌坚持要自己下水，那次他的绳索通讯员是郑海洋。郑海洋也是一名潜水员，知道下面的危险，手心捏着漂浮绳直冒汗。按照平时的习惯，绳索通讯员收到潜水员“放绳”的绳语后，每次要释放出1到2米的长度。但这次，他每次只放50厘米，水下的薛守昌也感觉到了他的谨慎和紧张，同时带来的还有安全感。
所幸，那次搜救很顺利，落水人员最终被找到，薛守昌也安全上岸。
在实战中一次次磨炼，经验逐渐积累起来，队伍也越来越专业。加大装备投入并请来专业的潜水教练后，他们才发现，过去各种“野路子”的训练险些让自己面临险境。
刘东是从纪录片上学的控制耳压平衡的方法，后来他才知道，不是要等到耳朵疼才做一次，而是自潜入水后就要做，“耳朵疼，说明耳膜已经受损了。”
薛守昌回忆起过去下水搜救的经历觉得自己有点傻，他一入水就忙着一沉到底，“轰隆一下落到淤泥上，踩起一个‘蘑菇云’。但实际上，优秀的潜水员不会一触到底，要慢慢下降去掌握水底情况确保自己的安全。我有一次胳膊往泥里一插，没插到底，脸都戳到泥里了，这其实很危险。”
他们此前甚至不懂在上升时做“减压”。赵强解释，由于潜水时水下压力大，会有很多氮气被“压进”体内，因此，上升过程中速度一定要慢，并且每隔几米在水中停留两三分钟，让压力逐渐减小，慢慢释放氮气。如果急速上升，氮气没有释放出来，会在身体组织和血液中形成气泡，引起“减压病”，严重的还会导致栓塞，危及生命。
“雷厉风行”的做法在潜水救援中并不适用，他们需要时刻保持冷静。赵强介绍，因此训练中还加入了一些人为制造的“意外”，“比如教练偷偷把你的气瓶阀关掉，你就得采取紧急措施去找队友求救，或者让你的充排气阀出故障，看你自己能不能处置。”
接受专业训练后，赵强再也不会以“能潜多深”去判断一个潜水员的能力了，因为他知道，对于潜水员来说，每一次下潜，都要安全上岸，才是最重要的。
给生命一个交代
现在，刘东、赵强、薛守昌都已成了“元老”，取得潜水教练员资质后，承担起了水域救援队培训新潜水员的任务。他们和这支水域救援力量一起，走过了从无到有的15年。
2007年，溪翁庄水域救援小组成立，2012年，在救援小组基础上，成立了密云消防支队水域救援队，2019年，以此为班底，组建了国家水域救援北京大队。
刘东说，北京水域救援队现有40名成员，主要集中在溪翁庄救援站，也有不少人分散在其他救援站，大家平日还有常规的火情处置、山岳搜救等任务，只有集训或者需要水域救援时才会集中调集。而这40人中，目前可以被称作“潜水员”的只有12人，不论从装备还是技术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除了潜水，水域救援还有一个重要项目——激流中涉水。
不同于潜水打捞，激流中涉水的情况往往发生在暴雨季，出现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有人员被困时。2018年夏天的一次大暴雨，使怀柔、密云多地出现山洪险情，盘山公路路面全部坍塌，不少临河的山村被水漫灌，老幼妇孺和一些来不及撤离的游客被困。密云区一个受损比较严重的村落成了孤岛，倾泻的山洪已经把桥和路淹没。
拉绳索横渡，是唯一的办法，前提是需要一个人先单独涉水到达河对岸固定绳索。郑海洋承担起了这个“打头阵”的任务。在做好安全防护后，他找到河水相对最浅的地方，摸索着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迈。脚下水流湍急，一旦滑倒就会被山洪裹挟冲走，十几米宽的河道走得揪心又漫长。
一切顺利，后续的队友们拽着他拉起的绳索过河帮助村民们转移。看着村民们被安全转移，郑海洋觉得再危险也值了，“特痛快”。
2021年6月，为进一步提高激流救援技术，北京水域救援队专程到云南学习。学习结束3天后，他们受命赶赴河南，在卫辉市参与了抗洪救灾任务。
成为消防员7年，郑海洋从不会主动和父母聊起他的工作。每次提起，也都是轻描淡写地一句带过，报喜不报忧。“河南发大水，我们开皮艇，转移出去3000多人，是不是特厉害！”“妈，我又学会了新本事，可以潜入水下十多米了。”
而那些救援中的危险，在水下时的压抑，打捞遇难者的恐惧和难过，都需要自己化解，但下一次，他和他的战友还是会一头扎进未知的水域。“因为我们是消防员，我们要给生命一个交代。”
新京报记者 张静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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