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郑州4月10日电 题：二里头遗址为何被称为“最早的中国”？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
中新社记者 韩章云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二里头遗址是探究夏文化的关键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解读二里头遗址为何被称为“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化何以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二里头遗址为何被称为“最早的中国”？
赵海涛：“最早的中国”可从“最早”和“中国”两方面理解。“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余其宅兹中国”。结合《尚书》《逸周书》《史记》等文献记载，“中国”指洛邑所在的洛阳盆地及以其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在西周人心目中，“有夏之居”所在的洛阳盆地是“中国”，这里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中国”的最初意义是“中央之城”或“中土之国”，指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最早的中国”就指地处“天下之中”的最早都城及其中心地区。
1959年，著名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率队在豫西调查“夏墟”时，发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在随后60多年的发掘中，又发现了丰富而重要的文化遗存。
60多年的考古探索表明，二里头遗址是最早在洛阳盆地建都的广域王权国家都城，最符合“最早的中国”。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这里即夏朝晚期都城遗址。
二里头遗址航拍图。受访者供图 夏朝，是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其建立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石，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此外，二里头遗址还有许多开创性的成就相继被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有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式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区和祭祀遗存、最早的大型围垣官营作坊区、最早的青铜铸造作坊及青铜礼器群、最早的绿松石器加工作坊及绿松石质礼器群等诸多“中国之最”。同时，二里头文化尊崇龙的文化堪称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绿松石龙形器。受访者供图 不难发现，二里头遗址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具有明确规划的核心都邑。这充分表明二里头文化产生了最早的王权和王权国家，二里头遗址成为王国的权力、祭祀、礼仪、经济等方面的核心，独具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特质的王朝礼制业已形成。
因此，从区域地理位置到一系列史无前例的“王朝气象”，都充分说明二里头遗址是“最早的中国”。
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玉钺。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二里头都城布局有何特点？
赵海涛：经过60多年的发掘和研究，我们对二里头都城布局有了初步了解。考古发掘表明，二里头都城营建之初即有严谨、规整的规划。
二里头遗址5号基址。受访者供图 总体上看，二里头都城以中心区的“井”字形主干道路及其两侧墙垣，规划形成以宫殿区为核心的网格式布局。祭祀区、宫殿区和官营作坊区三个最重要的区域恰好在中路，宫殿区位居中心，重要遗存拱卫在宫殿区周围，为多个方正的网格区域，表明极可能已出现了宫城居中、显贵拱卫、分层规划、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布局。这是二里头都城布局考古中的一项重大突破。
二里头都城完全符合“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的都城规划特点。这样严谨、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秩序井然，暗示当时已有成熟发达的规划思想、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权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二里头都城出现后，其城市规划、宫城制度、宫殿建筑制度等，在偃师商城、洹北商城甚至周代都能见到影响痕迹，说明二里头都城的规划思想、布局制度被后世继承，影响深远。
二里头遗址工作场景。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二里头文化为何被称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赵海涛：2018年5月，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新闻发布会提出，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距今3800年至3500年的二里头文化，正是中原地区最耀眼的文明形态。二里头文化的核心地位，形成于其划时代的横空出现过程。曾盛极一时的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陶寺文化逐渐衰落下去之后，没有继之而起的发达文明，仅有二里头文化一枝独秀，成为当时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
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玉牙璋。受访者供图 同时，二里头文化所在的中原地区先民，在继承本地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收周围文明先进因素，突破了小地理单元的制约，创造出注重秩序、强调融合的大范围青铜礼乐文明，开启了中国王朝文明的序幕。
二里头文化核心地位的确立，首先突出体现在二里头都城发现的一系列的“王朝气象”。从二里头都城选址、城市规划、社会等级、丧葬礼仪等制度可以发现，二里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正统源头，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乳钉纹铜爵。受访者供图 其次，二里头文化核心地位也体现在二里头文化分布区的整体聚落形态上，中原腹地形成了以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众星捧月式”的聚落分布格局和“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布局网络清晰，等级结构分明，充分显示了二里头王国具有发达的控制网络和统治文明。
二里头文化的引领作用，一则体现在对商周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二里头礼器铸造技术、组合、造型以及青铜礼乐制度、祭祀和占卜行为、日用陶器等，被商周王朝继承，奠定了商周文明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基础，对其礼制文化的内涵、王朝社会政治结构乃至控制区域产生了直接和重大影响，并被后世延续发展。
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网格纹青铜鼎。受访者供图 二则体现在对周边地区的文化也产生了强大影响，东南之江淮地区、南方之江汉地区、西南之成都平原、西方之渭洮流域、北方之赤峰地区，都可以见到二里头文化的踪迹。二里头先民创造的牙璋、铜铃、镶嵌绿松石铜牌饰、陶盉等礼制用器，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改变了当地的文明和社会发展进程，体现出二里头文化的政治礼仪、制度、思想，有强大的引领、辐射作用。
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受访者供图 由上可见，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王国的诞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完)
受访者简介：
赵海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队长，主持或参与二里头遗址多项重要发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等多项课题，在《考古》等学术期刊发表30余篇学术论文或简报。代表作有：《二里头 1999～2006》《二里头都邑聚落形态新识》《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遗存探析》《二里头 1999～2006》(主编之一)入选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十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