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长篇小说创作的井喷状态远远超出预期。作家们像是一种共同约定，助推长篇小说呈现繁盛局面。要从大量的作品里总结出值得关注的共同趋向，难度太大，不过，通过集中阅读，仍然能读出一些共同趋向和特征。

　　以浓烈的地方性强化作品的独特标识，增强辨识度

　　小说发展到今天，从创作实践角度讲，在很多方面面临难题。艺术表达上的“高招”早已穷尽，作家很难寻找到新意和新的突破。这几年，我通过对多部长篇小说的分析发现，小说家们努力通过“融合”来寻找突破方向，即努力将传统与现代、流行小说的元素与严肃小说的主题等多重因素进行新的融合，以打通各种既定的壁垒，形成既能赢得广泛读者，又能保持纯正口味的创作局面。

　　集中阅读几乎“疯狂产出”的长篇小说，我又有一些新感悟，即小说家们突然集中强化地方性。这种地方性至少具有两种功能：在突出地方性的同时强调故乡感，即所谓“地方性”，其实是作家本人的某种故乡情结；这种地方性并不是作为现代性对立面存在的，而是努力与现代性融于一体，甚至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看到，以地理名称作为小说名的作品集中推出。这些地理所指，有大也有小，有古也有今，有虚构也有实指。比如，《野望》《北流》《本巴》《宝水》《家山》《烟霞里》《凉州十八拍》《金墟》《苏州河》《白洋淀上》《雪山大地》《秦岭记》《铜行里》《钢的城》《望江南》《仪凤之门》《河湾》《天露湾》《乌江引》《老渤海》等。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小说内部体现出的风格特点。乔叶的《宝水》就颇具代表性。这是一部主题鲜明的作品，直接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小说的地方性最突出表现在语言上，通过大量加入更具活力的方言俗语，来强化人物故事所属的地方性特指。这种方言俚语已经延伸至市、县，甚至村镇一级，大大激活了小说的动感。

　　以地方性来展现独特性，以民俗文化的描写彰显文化色彩，以方言俚语的大量使用体现艺术个性，成为作家不谋而合的共同选择。王跃文的《家山》把方言直接带入叙述语言中，而不只运用在人物对话里。无论读者是否直接理解语言的含义，作家都从不做任何“旁白式”的注解，而是通过反复使用让读者去领悟和感知。这样的句式布满全篇，俯拾皆是。

　　必须要强调的是，人物对话甚至叙述语言上的“土得掉渣”，不仅突出民俗和地域风情，而且还体现出某种现代性转化的艺术自觉。

　　葛亮的《燕食记》夹杂着不少粤语方言，阅读难度显而易见。可是随着阅读的深入会发现，半懂不懂间自有妙处，它们造成一种陌生而奇异的效果。拆开每一个字，可能有些并不大容易理解，但是把它们组合起来，似乎又能读懂，而且有一种强烈的现场感和岭南色彩。

　　付秀莹《野望》的荷花淀风味，林白《北流》的南国味道，蔡崇达《命运》的闽南腔调，霍香结《日冕》的梅山气质，各具特色，都具有标识度很高的地域风格。即使是徐坤这样曾经的先锋小说家，在其新作《神圣婚姻》里，一样让人读出浓浓的东北味儿。而且我坚持认为，小说故事中那些敢爱敢恨、爱哭爱笑的男女人物，那些充满奔走、吵闹、冲突和纠葛不断的故事，到小说的收束部分统一逆转和归于和谐、归于美好，体现出人物互相之间的关爱、信任，这样的处理符合东北小品程式化结构的特点，十分有趣。

　　在刻意留下自叙传色彩的同时，写出一种超越个人的精神故乡

　　邵丽的《金枝》是写家族历史的宏大叙事。但所有的历史，其实都是经过了“我”这个家族主要成员的目光和情感过滤而被书写，带上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情感内质。这样的叙事方法，平实而自然地规避了严整的百年叙事模式，以充满人物性格的口吻，让宏大历史与伦理亲情有效地融于一体，彰显出鲜明的艺术风格和饱满的小说气质。

　　魏微的《烟霞里》同样是写普通人与历史的对话，不过在呈现上更为直接。小说一样刻意留有某些自叙传痕迹。这不是作者与人物在某些方面的相似和联系，而是将自己的出生、成长，命运、归宿和盘托出，几乎就是一部非虚构的人生盘点。田庄从李庄出发，一路走到她早已心向往之的广东，置身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微小的生命个体与重大的历史事件、时代风云奇妙结合，让时代像巨浪冲击着每一个个体生命，也像一道长城耸立在每一个个体面前。

　　类似的方法在多部长篇小说中留下印迹。比如以饮食文化为题材的《燕食记》，虽然核心人物故事是虚构，但有纪实的痕迹。小说开头的叙述者“我”，不是小说故事的参与者，却算得上是一个介入者。因为他以学术的名义，前来做一次田野调查。小说还带入自己在香港读书、在岭南一带生活的经历，稍微熟悉葛亮的读者都会知道，这实际上是他故意留下的纪实痕迹。正是这样一种叙述策略，让小说人物故事变得灵动起来，出入自如、相得益彰。

　　以微地域和小人物，映射出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与转型变迁

　　近年来，中国作协倡导设立“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应当说，当下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也在多方面实践着这一倡导。这些作品自觉以普通人的奋斗和生活展现历史变迁，特别是反映新时代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同时又努力以思想的力量和艺术的品质体现新的创作气象。

　　我们可以用众多作品的题材，串接起一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新时代发展的历史。

　　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徐贵祥的《琴声飞过旷野》、苗长水的《老渤海》、马伯庸的《大医》、霍香结的《日冕》、庞贝的《乌江引》、海飞的《苏州河》等，都是表现革命者战斗历程的作品，但写法上各显神通、各具特色。

　　《千里江山图》是硬核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又是极具故事强度的长篇小说，同时其叙述格调还拥有新鲜的、充满活力的、让人着迷的先锋意味。小说呈现的画面感、戏剧性，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紧张刺激的敌我斗争，散布其间的城市地标和纷繁意象，都使这部主题鲜明、立场坚定的小说呈现出多重的迷人色彩。

　　作家们在展现重大主题的同时，又能表现出历史的复杂多重，反映出重大历史与普通人生存与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体现出成熟的创作思考和美学理念。《家山》是一部很难用某一主题来概括的作品。这是一部写家乡、写中国、写历史的作品，也是一部写理想、写儿女情长、写家国情怀的作品。一定程度上，邵丽的《金枝》也可以作如是观。

　　以传统的题材划分看，也有在工业题材这个“冷门”领域用力的作品，如阿莹的《长安》、水运宪的《戴花》、罗日新的《钢的城》、路内《关于告别的一切》等。但又不能简单用工业题材这一说法来概括这些作品，它们显然有更多的创作诉求。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发展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一样呈现在长篇新作中。梁晓声的《中文桃李》着力表现80后青年精神成长史，75后作家石一枫的《入魂枪》着重描写电子时代的青年在虚幻与现实之间游走、拼争的热血和悲欢。关仁山的《白洋淀上》书写白洋淀新区的变迁，鲁敏的《金色河流》表现企业改革的进程，尤其对人的精神世界发生的变化和心灵激荡给予深切关注。

　　讲好中国故事已成为中国作家的共同追求与创作自觉。作家们努力从传统中寻找素材和题材，并进行现代性转化，在对现实生活的提炼中挖掘主题，并进行艺术化的表现。李浩《灶王传奇》中的中国传说，老藤《铜行里》中的中国制造，贾平凹《秦岭记》中的中国山川，熊育群《金墟》中的中国古镇，都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阅读体验和丰富收获。

　　小说家在艺术上的探索，包括在思想上的深入开掘，让我时时感受到新的小说气象正在形成。艾伟的《镜中》就特别值得关注。这是一部具有冒险精神和探索性的作品。小说对人生的极端境遇、人性的极致状态、情感的极限情形的描写，对尖锐矛盾冲突的化解与救赎的表现，产生出不同凡响的内在力量。

　　面对集束而出的大量长篇小说，我只能挂一漏万地描述，更不具备恰当的理解力来一一进行分析，但这些作品可谓色彩纷呈、目不暇接，并且还有很多长篇小说值得阅读和评析。

　　我们欣喜于已有的收获，更期待新的繁花似锦。

　　(光明日报 作者：阎晶明，系中国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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