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兰州7月4日电题：“云上藏经洞”牵引东西方交流互鉴着力点在哪？
——专访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赵晓星
中新社记者 冯志军
1900年，被称为“打开世界中世纪历史的钥匙”的敦煌藏经洞被发现，数万卷古代文献及绘画品，自重见天日起便流散于世界各地，被中外数十家收藏机构所藏。百余年后，基于数字化积淀，通过“云游敦煌”小程序，“数字藏经洞”首次完整复现百年前室藏6万余卷珍贵文物的历史场景。
敦煌藏经洞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数字化技术对藏经洞当代价值体现有何影响？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文物能否“团聚”？推陈出新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如何与全球“共鸣”？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赵晓星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深度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敦煌藏经洞及其出土文物，如何见证东西方多元文明交融互鉴？
赵晓星：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艺术品等各类文物6万余件，以文献为主体的“敦煌遗书”内容极为丰富。这其中，汉文文献中的官私文书尤具史料价值，均为当时第一手资料，较传世典籍更为直接具体，大量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等各种文字写成的文献材料，丰富了少数民族生活和东西方交流的历史记录。
在艺术品方面，不同时期先后产生，并流行于敦煌地区的绢画、麻布画、纸画等绘画品，或是彩幡、刺绣等丝织品，均为难以保存的特殊质料，而其历史之悠久、数量之丰富实属罕见。
2019年4月，90余幅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流失海外书画文物复制品在兰州西北师范大学展出吸引民众。杨艳敏 摄 用“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来形容敦煌藏经洞中的宝藏也毫不过分。不少文献资料是对东西方多元文明交融互鉴的反映。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一件记录印度制糖法的《五印度用甘蔗造砂糖法》的文献。
它写在一张佛经的背后，书法水平一般，还有错别字，可见书写者文化水平并不高。但就是这张残卷，记录了中国古代制糖史的重要内容。短短一小段文字，却涉及甘蔗的种类、制砂糖法、糖的种类、甘蔗酿酒、甘蔗栽种等内容。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已经有了最早的饴糖，俗称麦芽糖。但在唐代以前，中国糖不如印度糖的口感好。那时从印度、伊朗输入的好吃的“西极石蜜”，就是加入牛奶制作的乳糖。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专门派出使者到印度学习制糖技术，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王玄策奉命去印度请制糖专家来中国。
经过唐初的技术和人才引进，中国终于生产出口感超过印度的石蜜和砂糖，已经跟现在的糖非常接近。季羡林先生曾说：“糖本是一件小东西，然而在它身上却驮着长达一千多年的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
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赵晓星(左)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李亚龙 摄 中新社记者：让流失的藏经洞文物“团聚”，是无数敦煌学者孜孜不倦的追求，目前已有哪些进展和收获？
赵晓星：目前敦煌遗书分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国数十家收藏机构，一直缺乏一个完整的联合目录。有些卷子在流散过程中被分割，在世界各地公布的敦煌遗书中，频现“一片在这里，另一片在那里”的残卷。
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归义军衙府酒破历》(简称《酒账》)的文献，是北宋敦煌本地政府公务用酒的“流水账”，其中记载了包括内外交往、节日民俗等当时社会的重要信息，有着珍贵的历史价值。
但它曾被一分为三，首段留存敦煌；尾段被法国探险家保罗·伯希和“拿走”，现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中间段几经辗转流散日本，被日本书法家青山杉雨收藏。
如果要对某一件敦煌文献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只有将它们整合在一起才会更有价值。百余年来，不少中国学者远赴重洋“抄卷子”、查阅敦煌遗书。除了路途遥远之外，还要面对收藏机构的各种限制。
1997年，日本友人青山庆示，将亡父青山杉雨收藏的包括《酒账》中间段在内的8件敦煌写卷捐赠给敦煌研究院。但大量藏经洞流失海外的文物，实体回归难度依然非常大，而目前我们能做的、最有效的方式是先实现“数字化回归”。
2015年，流失法国的4000多件敦煌遗书以数字化形式首次“回归”敦煌，其中就包括《酒账》尾段的高清电子版。比起全部的敦煌遗书，此次“回归”的数量虽然有限，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至少开了一个好头，为未来更多藏经洞文物“回归”，提供了可参考和借鉴的“范本”。
流失英国的敦煌藏经洞《金刚经》。图为在中国展出的复制品。郭海鹏 摄 中新社记者：在数字化技术发展和全球化趋势下，敦煌藏经洞如何通过数字化技术彰显其历史文化价值？
赵晓星：基于敦煌研究院三十多年的数字化工作积淀，加之不断深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可以通过最先进的数字化手段，为流失海外的敦煌藏经洞文物建立完整历史信息的“数字化档案”，并上线服务于敦煌学研究者和敦煌文化爱好者。
比如，2022年发布上线的“敦煌遗书数据库”，提供了685件具有代表性的敦煌文献。在数据库中，可以看到敦煌文献的高清原貌，还有文献的基本信息。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可以通过全文录文去检索文献，同时也实现了图文对照浏览。
如果有一天，能把所有流失海外的敦煌遗书信息都收录进来，那么全世界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都会“离不开它”。当我们有能力提供最充分和完整的敦煌学研究资料，中国才能真正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而最受年轻人喜爱的是，今年4月上线的“数字藏经洞”，以4K影视级画质、中国风现代工笔画美术场景与交互模式，让公众“穿越”晚唐、北宋、清末等历史时期，亲身“参与”到藏经洞的厚重历史之中，在关键场景变幻中“见证”历史，直观感受和了解敦煌文化的价值与魅力。
“数字藏经洞”是首次在虚拟世界毫米级高精度复现敦煌藏经洞，让海内外的藏经洞出土文物以新的方式重聚、重塑、重现、重生，公众在互动体验中加深对文物的了解、更引起探究历史的兴趣。在“数字藏经洞”中，被“分离”百余年的《酒账》通过电子拼接方式，获得了数字意义上的“完整”。
赵晓星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敦煌资料。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敦煌藏经洞及其出土文物，如何牵引东西方民众的差异化“共鸣”？
赵晓星：经过百余年发展，以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为主要研究资料的“国际显学”敦煌学，已由过去“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困境，形成“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研究局面，随着石窟考古和文物保护等学科的加入，近年多领域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被推出，中国敦煌学研究已拥有一定国际话语权和主导权。
藏经洞出土的6万多件文献中，汉文文献除近九成佛教文献外，其他文献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社会、民族、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数学、医学、体育等方方面面。
经过多年对藏经洞出土文献的研究发现，中国曾在不少领域“独领风骚”数百年。比如“全世界第一部印本书籍”“全世界最古老的星图”“中国第一部国家药典”等，都是唐代科技文化领先于全世界的实物证据。
敦煌学又常被称为“冷门绝学”，可见它的普及程度仍然不够。别说一般读者，哪怕是研究人员读敦煌文献，也不是那么容易。若用大众易于接受的方式去普及敦煌文化，这对研究者有较高要求，既要能释读敦煌文献、敦煌石窟，也要契合当下的生活，只有用更多现代文化的理念对古人生活进行“翻译”，才能获得当今大众的“共鸣”。
2019年4月，90余幅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流失海外书画文物复制品在兰州西北师范大学展出吸引民众。杨艳敏 摄 在差异化“共鸣”的问题上，我们要注意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共同关注点。比如敦煌研究院从2018年持续推出的《敦煌岁时节令》系列，全世界人民都很关注“过节”这个主题，而藏经洞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岁时民俗的记载，而且这些节日习俗，也是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并延续至今的。
通过对这一主题的挖掘和再创作，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生活习俗的千年传承，这实际上也是兼收并蓄多元文化而形成的，其中涉及的饮食、乐舞、节庆等内容，很容易引起东西方民众的共鸣。
用文化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立体的、全面的中国，不是要让别人看一个几千年古板的中国，而是要用这样纵向连接古今、横向沟通中外的文化内容，生动有趣的传播形式，让全世界知道一个既历史悠久、又鲜活可爱的中国。(完)
受访者简介：
赵晓星，现任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馆员，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曾赴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访学，任东洋美术史研究室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文献与敦煌石窟的结合研究，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项目等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