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船鲸落，考古入海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倪伟

　　发于2024.2.26总第112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一片漆黑之中，宋建忠缓慢下沉。他蜷缩身体，席地而坐，双腿交叉在身前。姿势有些难受，无法伸展，更不能走动。万籁俱寂，没有任何声响。40分钟后，“啪”的一声，灯光突然打开。眼前，数不清的浮游生物漂过，就像尘埃漂浮在清晨第一缕阳光中。目的地，到了。

　　他定睛看了看，适应久违的光线。十米之外，一堆瓷器若隐若现。这里是中国南海西北陆坡，海面约1500米之下，最近的海岸线在150公里开外。眼前是一艘明代沉船，500年前沉没于此，船员或许当时就已尽数葬身鱼腹，而满载的中国瓷器则一直留在了海底。

　　南海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要道，至迟到秦汉，已经形成一条中国通往东南亚及南亚的海上通道，唐宋时可以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两千多年来，除海禁时期，南海商船往来频繁，惊涛骇浪中，大量船只葬身海底。近身探秘深海古船，这是中国的第一次。

　　宋建忠是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水下考古专委会主任，此次南海深海考古的领队。他的深海座驾是著名的载人潜水器“深海勇士”号，主驾坐在中间，左手边是副驾，都是专业潜航员，也都席地而坐。这个直径约两米的球形舱内寸土寸金，满载三人，不设座椅。

　　这一天是2023年5月23日，中国南海西北陆坡沉船第一阶段考古调查下潜。午后1点半，宋建忠同两名潜航员进入舱室，“深海勇士”号滑向后甲板，母船“探索一号”的A字架轻轻抓起红白相间的“深海勇士”号，缓缓放入水中。直到晚上11点出舱，宋建忠在狭窄的舱内蜗居了近10个小时。

　　5月至6月以及9月至10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联合对西北陆坡两艘沉船进行了两个阶段考古调查。随着考古队员潜入深海，中国的水下考古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深海宝藏

　　有两种海洋生物在500年间不断吞噬着西北陆坡沉船船体的木材。海蛆钻进木头，从内部蚕食，铠甲虾趴在表面，从外部蛀空。在它们共同努力之下，两艘船露出海床的部分，几乎没有船体留存下来。

　　“就像鲸落之后，只剩下龙骨，也许泥里还剩一些。”宋建忠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道。

　　“深海勇士”号在海底的移动半径可达数公里，潜航员驾驶潜水器在沉船上方和四周巡视、拍照。一号沉船核心地带是堆成山丘的陶器、瓷器、铁器等货物，最高近3米，密集分布在一个船型轮廓之中。再向外，延伸出一个环形的散落区。而在环形之外，还有一条近300米长、50米宽的“尾巴”，一路都掉落着器物，像一根飘带。

　　这种特殊的布局，凝固了沉船的最后一瞬。

　　沉船入水之后，慢慢坠向海底，在洋流中，它并非垂直坠落。在沉向海底的过程中，倾斜摇晃的船只不断有瓷器甩出，边走边洒，形成了300米长的散落带。船底触及海底的一瞬间，一阵剧烈震荡将满船瓷器颠起，纷飞的泥沙中，表层瓷器向四周溅落，在浮力作用下缓慢飘洒，落在一个环形冲击波范围之内。等到泥沙散尽，海底恢复宁静。

　　如今，盆盆罐罐的遗迹就像一块琥珀，记录了那场500年前海底事件的过程。考古学者正在与海洋科学、流体力学等领域学者沟通合作，以期还原出更加准确的坠落过程。

　　人们的印象中，大海深处蔚蓝璀璨，长满奇异的珊瑚，硕大的怪鱼游来游去。实际情况完全不同。海面200米以下就是漆黑一片，当潜水器灯光打开时，考古队员眼前所见就是一片深海荒漠，黄沙漫漫，没有珊瑚，也没有鱼。

　　去年夏天和秋天，深海考古队对两艘沉船进行了两个阶段考古调查，乘坐“深海勇士”号下潜41次，先是勘查遗址范围，接着进行三维激光扫描和摄影拼接，最后提取文物标本。

　　仅仅是一号沉船核心堆积的高清影像，他们用了近万张照片才拼接而成。颗粒度越来越高的影像，为后续工作提供了“导航图”。考古队将遗迹的图片打印出来，贴在科考船的会议室里，分辨、勾选，确定准备提取的器物。

　　9月28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新入职的助理馆员董佳馨对着手里的图，透过眼前的舷窗寻找目标。“那是只青釉的瓷罐”，她指着前方，对潜航员说。

　　主驾李保生是顶级潜航员，也是潜航员队长。提取文物是要求极高的一项操作，整个船队只有两个人有资质，他是其中之一。

　　李保生将“深海勇士”号缓缓开到罐子侧前方，操作机械手伸向罐子，抓了一次，没成功。又试了几次，都没抓上来。由于瓷罐颈部较短，机械手伸进去后难以着力。算了，董佳馨说。

　　继续尝试可能会挪动周边器物，破坏遗址面貌，她决定放弃。就在这时，青釉瓷罐另一侧露出了一只珐华器瓷罐。她立刻作出判断，让潜航员把这只珐华器提取进采样篮。

　　珐华器是一种始烧于元代、盛于明清的瓷器，色彩斑斓。董佳馨从北京师范大学陶瓷考古方向研究生毕业，她知道珐华器在考古中极少发现，沉船上更是前所未见。这是一个填补空白的发现。

　　“对于陶瓷考古来说，这是重大突破。”宋建忠说。珐华器在中国少见，在西方的博物馆里则有不少收藏，但中间的考古证据链是断的。珐华器是如何流通的？如何到了国外？一号沉船的发现，证明珐华器在明朝是外销瓷的一种类型。

　　那一天，董佳馨在海底与潜航员合作提取了约50件船货，有两件提前确定的器物，因为难度太大没有提取上来。除了那只青釉瓷罐，还有一只硕大的白釉碗，因为面积大、弧度小，机械手也无法着力。但一般来说，这只“抓娃娃机”都能抓取成功。

　　水下考古依然严格遵循考古行业的惯有规则，比如，尽量不变动遗址面貌，不进行破坏式发掘。核心区的文物堆积高达数米，考古人员提取的物品都位于表层，这只珐华器是意外收获。下层数米的堆积物中，是否还有罕见器物，将作为一个谜团，继续留在海底。

　　谜团还包括一些用铜锁紧锁的木箱。核心区周边散落着不少这种木箱，有些破损了，露出层层叠叠的铜盘，其他紧锁的木箱里还有什么，不得而知。考古人员推测，上锁的木箱或许是船上人员的私人珍藏，里面的器物是当时较为精美珍贵的奢侈品。但他们暂时没打算提取。

　　与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满载瓷器不同，二号沉船的货物是柿属乌木，在海底排列紧密，码放整齐。这些乌木产自斯里兰卡、印度南部等印度洋地区，进口到中国。乌木密度高，质地坚硬，可以沉没到海底。专家初步推测，或许是因为其硬度和药性，才没有被海底生物吃掉。

　　隋唐时，中国就从南亚和东南亚大量进口乌木。乌木常被用作中药，也是堪称奢侈品的一种名贵木材。在上流社会的宅邸，乌木经常被用作床榻、橱柜、茶几、桌子等家具原料，也被制成扇骨、镇尺、筷箸、乐器等小而雅的物件。明朝贪官严嵩被抄家时，家里发现了近七千双乌木筷子。

　　一号和二号沉船虽然相距仅12海里，但分属于两个朝代，一号沉船年代约为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二号沉船年代约为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两者性质也不相同。

　　据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邓启江和该中心助理馆员赵宋园的研究，明代中期朝贡贸易逐渐衰落，而民间私人贸易日渐兴盛，二号沉船很可能是一艘来自广东、福建沿海的民间私人商船。这艘船在马六甲卖掉中国货物，采购乌木后，经南海返回中国，途中失事。

　　明清时期，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多为顺差，沉船以出口船只为主，而自国外进口货物的回航船只，几乎没有发现。这是二号沉船的特殊之处。

　　南海寻踪

　　如果没有“深海勇士”号，中国的深海考古还只是梦想。

　　“深海勇士”号是中国第二台深海载人潜水器，作业能力达到水下4500米。2017年底正式交付给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简称中国科学院深海所)后，第一个乘坐它正式开展科考的专家就是宋建忠。2018年4月，宋建忠在西沙北礁海域进行了首次深海考古调查。那一年，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联合中国科学院深海所共同设立了“深海考古联合实验室”，深海考古由此起步。

　　重要成果在4年以后产生。2022年10月，在海南岛东南、西沙群岛西北的西北陆坡，“深海勇士”号第499潜次发现了一艘沉船，随后的第500潜次又发现了一艘。这两艘沉船就是西北陆坡一号和二号。

　　中国的水下考古1987年从近海起步，30年后进入一个瓶颈，“基本上没什么新线索了”，宋建忠说。近海一定还有大量沉船，但很难找，因为近海、浅海环境复杂多变，泥沙沉积层层叠叠，沉船没过多少年就会被彻底覆盖。设备会探测到一些异常信号，但一排查基本都不是沉船。近海的主动考古发现，是世界性难题。

　　“就像2022年整体打捞的上海长江口二号沉船，虽然不到10米深，但基本上完全被淤泥掩盖了。这几年河道变迁，冲开了一些，才露出来一点儿。”宋建忠说，近海沉船的线索，大量得自于海洋工程或渔民作业中的意外收获。2017年以后，线索越来越少。

　　而浅海的这些复杂情况，深海几乎都不存在。深海的泥沙掩埋速率极低，有的地区上千年才掩盖10厘米，沉船基本裸露在海床之上。因此深海探测有效率极高，物探设备扫过，没有异常信号的区域就可以断然排除；若发现异常信号，再下放潜水器或者AUV(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s)进行水下摄像，就能清楚地看见是否是沉船。

　　2023年，另一艘南海沉船也获得了重要的考古进展。

　　位于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沙滩上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里，一项持续10年的考古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南海I号所有文物全部提取成功。从2014年启动发掘，10年间，考古人员提取出18万件宋代文物。

　　相比于南海I号整体打捞时的受关注度，后续的进展显得低调很多。2007年，南海I号被起吊能力4000吨的“华天龙”号起重船整体打捞出水，随后进入专门为其修建的博物馆中，安放进钢制沉箱。其后十余年，考古人员在沉箱中开展考古工作，一边提取船上的文物，一边保护脆弱的船体结构。这项工作至今没有结束。

　　“南海I号是边保护、边发掘、边展示，现在船货基本清完，考古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了。但后面的保护工作可能更艰巨，大型木质沉船的保护，对于全世界来说也是一个难题。”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南海I号保护发掘项目领队孙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南海I号是中国水下考古的起步之作，这是一个长达近40年的故事。

　　1985年，荷兰阿姆斯特丹佳士德中国文物专场拍卖会，一件又一件瓷器被买定离手。这些瓷器产自中国，打捞自中国，如今却似乎与中国毫无瓜葛。坐在第一排的中国文物专家耿宝昌和冯先铭，怀揣3万美元国家经费，奉命前来收购，却根本招架不住动辄加价10倍的富豪们。

　　这些文物来自中国南海海底一艘清代早期沉船，是被一个叫米歇尔·哈彻的英国人打捞走的。米歇尔·哈彻在澳大利亚成立了一家商业打捞公司，打捞南海古代商船上的器物，获利无数。这次拍卖强烈刺激了中国考古界和文物界，回国后，耿宝昌和冯先铭给国家文物局写了一份报告。1987年，中国水下考古协调小组成立，成员单位包括海军、外交部、农牧渔业部、海洋局、文物局等。

　　一个几乎全新的学科就这样起步了。中国第一支水下考古队要在哪里成立呢？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扛下重担，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水下考古专业机构。后来，有人称俞伟超为中国水下考古开创者，也有人直接称他“中国水下考古之父”。俞伟超当时的想法是：“随着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为了防止各种破坏我国水下考古资料的行为，在我国进行水下考古工作已是迫在眉睫的事了。”

　　就在中国水下考古起步的1987年，水下考古队在南海有一个发现，但它的实际价值，要在很多年之后才被揭开。

　　那年盛夏8月初的一天，上午9点左右，中英联合打捞人员在南海川山群岛海域用声呐探测海底，发现异常图像。潜水人员下潜到异常部位，用手探摸，淤泥太厚，没发现什么。接着，英国人降下一吨重的抓斗，意外捞起了247件器物，包括瓷器、铜器、银器、鎏金器等。遗憾的是，一些瓷器受到了抓斗的损害，打捞随后被喊停。

　　这次联合任务是英国海洋探测打捞公司向中国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的申请。根据荷兰文献记录，177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莱茵堡号”在广东南海川山群岛附近沉没，载有锡锭、白银等货物，英国人希望寻找这艘古船。那一斗器物打捞上岸后，中方人员判断，这不是荷兰商船，而是一艘宋元时代的中国古船，年代古早得多。

　　两年后，英国海洋探测打捞公司已经倒闭，中国联合日本考古专家，重返这艘尚未揭开面纱的海底沉船。他们发现，沉船露在海底淤泥之上的部分，面积只有一平方米，突出约30厘米高，大部分船体应该都在泥沙之下。调查结束后10余年，这艘船没有再启动考古，似乎被遗忘在海底。直到2001年，由12人组成的水下考古队再次重返川岛海域，近一个月里，这支队伍都没有找到那艘神秘的沉船。就在经费即将告罄的一天，船锚钩上来的渔网里，带出了几块瓷器。这个小小的突破口，导致了南海I号的发现。

　　南海I号位于26米深的海底，在中国的水下考古项目里，属于较深的深度。从2002年到2004年，中国水下考古队4次对南海I号进行水下探摸和局部试掘。6500多件精美的文物被打捞上岸，除了大量灿然如新的陶瓷，还有金器、漆器、铜器、银锭、铜钱等。

　　2005年，考古人员确定了整体打捞南海I号的方案，报国家文物局批准，于2007年正式实施。打捞工程历时近9个月，先后投入21艘船，潜水员下水3016班次，全程受到全社会关注。但在孙键看来，南海I号打捞的技术并不难，远远没达到中国海洋工程的能力极限。

　　真正困难的是上岸以后。进入博物馆后，南海I号面临着环境的严峻考验，对古船的保护一直在边探索边修正。比如，沉船入住的“水晶宫”采用外采光，阳光从屋顶玻璃直射入馆中，高温导致海藻等水生物大量滋生，加速了水质的腐败。博物馆只得张贴遮光膜，改善环境温度。

　　另外，水晶宫里的海水为直接抽入，未经灭活处理，携带大量海洋生物，富营养化后，极不利于沉船的健康。沉船存放的钢制沉箱，长期存放后，内部海泥呈弱碱性，在弱碱性环境中，钢沉箱会持续遭受腐蚀，乃至变薄、变形、断裂，对强度造成极大影响。

　　孙键记得，在海底浸泡了800多年的南海I号上岸时，船体木材含水率极高，手指稍微用力，都能摁出一个坑。为了保住船体，文保人员想了很多办法。内部为木材填充大分子材料，进行结构加固；外部做了复杂的框架支撑，就像密密麻麻的脚手架。现在，他们正逐渐将框架支撑替换为弧形胎架，将船体托住，而不影响展示。保护脆弱的船体，需要大量化学和物理的方法，过程十分漫长。

　　孙键完整参与了南海I号20余年的考古工作，他觉得，南海I号项目中最重要的经验，是探索出调查、打捞、发掘、保护、展示在内的完整环节，“趟出一条路来”。就像是一本标准的水下考古教科书，留给后来人。

　　南商船 北战舰

　　1997年12月，中国水下考古迎来第一个十年时，俞伟超发表了《十年来中国水下考古学的主要成果》，其中写道：“中国古代的航海活动及其航海贸易，大致有两个面向：一是面向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今之广东、广西、福建乃至浙江一带海港的活动，主要是为这个面向服务的；另一个面向是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东北亚地区，今渤海湾一带的港口主要是为此而服务的。对于这两大面向来说，已有的成果是极为微小的，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国力的加强，再加上国际合作的开展，对中国古代在海上的开拓活动的了解，在开始的起点基础上，相信在下一世纪中，必将有一系列重要的新成果。”

　　2003年11月，广东省决定在阳江海陵岛为南海I号建设一座博物馆，弥留之际的俞伟超得知消息，颤抖着写下一段寄语。在英国朴茨茅斯海港，英国人为16世纪沉没的战舰“玛丽·露丝号”建设了一座博物馆，俞伟超将东西方这两座沉船博物馆相提并论，称为“商船战舰，东西辉映”。

　　25天后，俞伟超逝世。在他身后，商船和战舰，也成为中国水下考古的两大领域。从南海的海上丝路，到晚清的黄海战场，南北辉映。

　　如今，中国水下考古的重点水域，依然是当初俞伟超画出的两大片。

　　在南海I号尚未启动发掘时，1991年至1997年，中国水下考古队在辽宁绥中开展了三道岗元代沉船遗址调查与发掘。这是真正意义上，中国凭借自身力量开展的第一次水下考古。当时的技术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参与了该项目的孙键记得，由于定位技术的欠缺，每年考古季重返那片水域时，开头的一个多星期，都在重新寻找遗址的位置。

　　即便在如此艰难条件下，考古队依然热情高涨。1989年至1990年，中国和澳大利亚合作举办了第一届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11人参加。这是中国水下考古的“黄埔一期”。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遗址项目，是中国第一代水下考古人的集体练兵，年轻人个个摩拳擦掌。

　　随后，中国水下考古队又对海南华光礁I号、广东南澳I号、宁波小白礁I号、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等进行了调查发掘。2022年，上海长江口二号沉船实施整体打捞，这是继南海I号后，中国第二艘整体打捞的沉船。中国水下考古还走出去，到肯尼亚和沙特进行国际水下考古合作。

　　在北方，水下考古将揭开一段令人百感交集的历史。2014年，水下考古队在辽宁丹东附近海域调查到一艘铁甲战舰，命名为“丹东一号”。其后，考古人员又打捞出带有“致远”铭文的瓷盘，确认这艘战舰就是赫赫有名的北洋水师主力战舰“致远号”。以此为起点，10年来，中国在丹东、威海等海域的海底，陆续发现了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定远、来远、靖远等北洋水师主力战舰。100多年后，甲午海战的惨痛历史，有了实物对证。

　　去年10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了定远、来远、靖远三艘舰艇的最新消息。来远舰上打捞了一块“来远三等水手于盛元”的身份牌。于盛元在文献中有案可查，据文献记录，他曾得到40两银子的抚恤。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姜波感慨道：“丰富的出水文物，让我们看到了北洋海军将士为国捐躯的真实历史，让历史学的研究走向更加有血有肉、极富细节乃至情感的方向。”

　　在世界战争史上，甲午海战具有独特意义。孙键说：“用蒸汽作动力、用火炮作武器、用金属作装甲的大规模海战，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美国海军教材里就是这么写的。”北洋战舰是蒸汽金属战舰，与南海的风帆贸易船不同，对水下考古来说是一种新类型。晚清民国时期，黄渤海海域战争频繁，除了中日战争，旅顺口日俄战争、青岛湾日德战争都曾在这片海上点燃硝烟，海底的金属战舰不计其数，水下考古将会有新的发现。

　　在中国田野考古不断有惊世发现之时，始终还有一个考古小分队在跟海水死磕。不同于乘坐潜水器的深海考古，近海考古都依靠考古人员潜水作业。

　　首次水下考古培训班开办十年后，迄今中国已举办9期培训班，共培养水下考古人员165人，包括外国学员8人，他们成为中国水下考古30多年来的主力军。

　　不同于每个省份都有各自的田野考古机构，由于水下考古项目不多，且每个项目经费、设备、专业人员要求很高，中国的水下考古项目都由国家文物局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牵头。每当新项目启动，各省水下考古人员临时集结，项目结束后，再分头解散。

　　近几年，随着水下考古事业发展，省级水下考古机构也开始建立，山东省已经建立我国第一个省级水下考古中心。中国还陆续建成水下考古阳江基地、宁波基地、北海基地和南海基地等，便于开展长期持续的考古调查和发掘。

　　郑和船队或太平轮

　　2023年6月11日，南海西北陆坡沉船第一阶段调查结束。一周以后，美国海洋之门勘探公司的“泰坦”号深海潜水器下水，开启泰坦尼克号沉船探险之旅，下潜1小时45分后失联。“泰坦”号在海底发生内爆，乘员全部罹难。“这次事故，对我们内心都有一些冲击和阴影。”宋建忠说。

　　沉睡在海底3800多米的泰坦尼克号残骸，100多年来，一直吸引着全球探险者的目光。好莱坞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去拍过纪录片，商业勘探公司也将其开发为探险目的地。25年来，不断有商业勘探公司推出收费项目，携带乘客前往泰坦尼克号残骸观光，费用从3万美元一路涨至25万美元。

　　无论南海I号，还是西北陆坡沉船，我们今天已经都无法知晓它们最初的名字。而最受公众关注的、最具话题性的考古发现，往往都与历史人物、史实对应，譬如埃及图坦卡蒙法老的陵墓和秦始皇兵马俑，以及泰坦尼克号。水下考古有没有可能找到那些著名沉船？

　　1949年1月，从上海驶往台湾基隆的中联轮船公司客轮“太平轮”，因超载、夜航未开航行灯，被货轮撞击而沉没，近千名乘客罹难。2015年，导演吴宇森将这个惨剧拍成电影《太平轮》。船上乘客中，不乏高官巨贾、社会名流，被比作“东方泰坦尼克号”。这是近代以来最著名的一艘中国沉船。

　　宋建忠说，对太平轮之类的近现代著名船只进行主动考古，目前不在计划之内。尤其是可能存在人类遗骸的沉船，考古还需顾及公约和伦理。2001年通过的国际性公约《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规定，应确保对海域中发现的所有人的遗骸给予恰当的尊重。

　　“要说希望，我希望找到一只郑和船队的船最好，但这个东西你很难规划，我自己想没有意义。”孙键笑道。

　　对于深海考古，孙键认为，“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深海科技的进步，咱们国家现在有奋斗者号、深海勇士号和蛟龙号三个深海潜水器，在全世界也是最多的”。深海潜水器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为各学科提供线索和手段，未来的深海考古也将依赖于它们的发现。

　　2023年，西北陆坡沉船考古两阶段工作结束后，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规程》发布。规程规范了水下遗址考古和保护的方方面面，比如，发掘结束后，应对揭露区域进行保护性回填或加固保护。宋建忠说，近海考古往往采取回填，让遗迹回归海底之下，比如用沙袋压住水下文物。在广东南澳Ⅱ号沉船上方，文保人员为它整体罩上了一个钢制网罩，避免被盗。对西北陆坡沉船的保护措施，方案还未确定。

　　考古人员谨慎推测，西北陆坡一号沉船上至少有10万件货物。南海I号起初预计有6万件货物，最终清理出的数字是18万件。宋建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根据船体大小，西北陆坡一号沉船的货物应该多于南海I号。

　　但深海海底的沉船不具备整体打捞条件，将文物分批尽数打捞上岸，成本太高，也不现实。考古人员初步计划提取1000件左右，前两阶段已经提取了600多件。“这是个约数，”宋建忠说，“选取的标准不是文物好不好看，而是代表性，尽量涉及沉船不同部位、不同类别。”

　　随母船上岸后，董佳馨又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工作了20多天，逐一清理打捞出水的文物，为它们编号、拍照，作出文字描述，给它们建立“档案”、制作“身份证”。亲手触摸这些在海底沉寂了500余年的瓷器，陶瓷考古专业出身的她常常被震惊到，“对比其他窑址的瓷器，这些瓷器的胎是很白的，施釉均匀，很少有瑕疵”。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些海底遗珍将带来很多研究课题。

　　“它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崭新的开始。”宋建忠总结此次南海考古。

　　不论对于中国水下考古还是整个中国考古事业，此次深海考古都是南海I号之后的又一个里程碑。“它为我们的考古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宋建忠说，“只要给时间，给经费，我就敢百分之百肯定，南海还会有大量的、连续不断的发现。”目前中国的水下考古以沉船为主，实际上，水下的港口、古城、村镇，以及沿海大陆架上的早期人类活动遗迹等，都属于水下考古的范畴。

　　中国现代考古诞生一百年后，一个全新的古代世界正在被打开。

　　1989年，俞伟超将南海发现的那艘沉船命名为“南海I号”。这个名字其实有悖于中国考古界命名遗址的惯例，一般都以最小的地理单元命名，如小村庄、山头或河流。但几乎没有人否认，这个大气的命名是如此合理，如此显示了一种开辟新世界的壮志雄心。

　　30多年后，两艘明代沉船被发现于深海时，考古学者却不再以南海Ⅱ号、Ⅲ号为它们命名，而是回归惯例，起名南海西北陆坡一号和二号。因为中国的南海考古，已经从梦想走入现实。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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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房家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