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GGK试图通过建立韩国废物控制股份公司（KWCJSC）来解决日益恶化的金属短缺问题，这是一家国有公司，垄断了废铁回收，后来扩展到有色金属。GGK总共创建了44个官方救助中心，但很快就遇到了法律的复杂性和糟糕的结果。  

特别是，当私人打捞经销商与这些国营组织发生冲突时，就出现了问题。由于GGK和打捞经销商之间的紧张关系，GGK最终关闭了国家中心。  

由于无法控制打捞经销商之间的欺诈和非法活动，建立国家垄断的尝试最终失败了。虽然殖民地的消息来源倾向于将打捞经销商描绘成犯罪分子，但他们的行为也可能被视为一种抵制国家政策的形式，这些政策试图通过与他们竞争和限制他们的行动来控制价格。  

因此，GGK在1940年9月组织了另一家公司，即韩国资源打捞控制股份公司，创建了一个指定现有的打捞经营者为官方代理的系统。官方的国家殖民期刊在一项经济研究中得出结论说，不能仅靠殖民地行政当局的人力就进行打捞，因此需要私营部门的合作。  

由此形成了全殖民地的指定打捞所制度，通过与打捞交易者的谈判，逐渐出现了战时打捞框架。这个新建立的打捞系统在随后的几年大规模收集铜之前就已经运行了。  

然而，韩国家庭主妇通过参与新成立的社区协会而开始积极参与金属打捞。1938年，当《国家动员法》在日本启动动员制度时，该运动最初并没有基于当地的“细胞”，也没有可能被称为官方批准的基层组织。  

相比之下，韩国分会从一开始就成立了爱国社区协会或埃古克班，它由大约10到20个家庭团体组成，到1939年底已有超过420万的成员。PNA要求每个社区的所有家庭派一名家庭代表参加每月的定期会议。最初的期望是让官方的男性户主参加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