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即使协会组织没有减少现有的不平等，而是维持它们，这仍然意味着阻止不平等的增长，否则可能会在那个时期的不平等助长过程的影响下发生。如果没有协会组织，相当一部分人将无法捍卫自己的财产、经济独立性和政治影响力，以抵御中央集权国家、累退税制、扭曲的要素市场、城市化和其他不平等因素的影响。  

正如本文通篇所观察到的，局外人和非成员被排除在外，但这些协会组织仍然捍卫中产阶级财富免受封建精英、国家精英和市场精英的侵害，那时，这些组织确实通过设定财富所有权上限、相对公平的税收（特别是与累退的州税收相比）以及授予成员相对广泛的公司资源和财产使用权，扩大了成员之间的财富平等。  

同样，局外人和非成员被排除在外，但成员确实占总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如果没有独立的协会组织，这些抑制不平等的效果就不会出现，尽管这些效果的程度显然取决于包容性程度和有关组织决策制定的确切规则。  

文章进一步表明，根据此处调查的案例，这些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是普遍的。协会组织是西欧许多地区的普遍特征，尤其是从13世纪到16世纪，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可以推测，这些影响不仅仅是一种“岛屿现象”，尽管由于前面讨论的来源限制，很难检查为不同地点或较小区域找到的较大区域的数字。  

尤其是在近代早期，同样的协会组织和在其成员中占主要份额的中等群体的地位逐渐被削弱。在此处调查的几乎所有案例中都观察到了这种影响，尽管它们并非以统一的速度和强度发生，或者没有反对。  

该调查还表明，随着中央政府的发展，要素市场的兴起在这一过程中尤其发挥了作用；可以说，在当前关于工业化前不平等的辩论中，这一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强调和/或得到足够系统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