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我卸掉浓浓的妆，脱下细细的高跟鞋，揉了揉肿胀的双脚，换上一双平底鞋，背着双肩包往门口走去。
 
有的伙伴提议大家去宵夜，并且问我去不去，我头都没回，摆了摆手，然后上了歌厅门口的一辆出租车。
 
我不是不愿意热闹，实在是因为我没有任性的资本。
 
虽说歌厅每晚会有不菲的收入，但是这些钱用来给弟弟治病上，简直是杯水车薪。
 
一年前弟弟生病，全家人几乎一夜之间回到了解放前，并且做好了八年抗战的准备。
 
出租车师傅是一个和蔼的中年大叔，中年，不油腻那种。
 
我上车以后，他就有一句没一句地跟我说话，得知我晚归是给生病的弟弟挣钱时，长叹了口气，说他女儿跟我差不多大，但是叛逆得很，没有我懂事。
 
大叔边说边递给我一瓶水，唱了一晚上歌，我也确实渴了，接过来便喝了几大口。
 
大概是太累了，此时，坐在出租车上，舒服劲儿一上来，困虫也爬上了我的大脑。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告诉大叔到地方了叫我，没等他回答，我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不知道睡了多久，车停下了，我被司机大叔架着胳膊拖下了出租车。此时的他，不再是刚才和蔼可亲的样子。
 
他猥琐的表情让我瞬间清醒，同时，我的头炸开了一样疼。
 
我的眼前是郊区的一座普通民房，几个二十几岁的大男孩出来，跟大叔一起把我拖到了房间里。
 
我大声喊救命，可这荒郊野岭的，我只能听到自己的回音，几个男孩不说话，任凭我乱喊乱叫。
 
房间的地上，铺上了厚厚的榻榻米，十几个人，有男有女，正在喝酒划拳，好不热闹。
 
他们看见了我，热情地招呼我坐下，跟他们一起吃，说既来之则安之。
 
喝完了酒，这些人像变态一样，疯狂地舔舐对方的脚丫子，我都看呆了。
 
他们一张张狰狞的面孔让我作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