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疫情防控的常态化管理要维持多久？

刘鹏：现阶段解封之后，大部分的常态化管理措施恐怕还要维持一段时间。地铁、公交等人流量较大的公共交通场所风险较高，防控仍需维持较长时间。

建议政府能够针对不同场所的人员密集程度、流动性情况、承受疫情风险的能力等特征，进行差异化等级区分。

我们都希望武汉能够尽快回归正常轨道，但这个过程不能太急。

改造：公交和建筑的通风窗户要增加

新京报：为了保障武汉解封后的生活和工作安全进行，有哪些是可以改进的？

于安：目前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以下两个方面是尤其值得进行。

第一是公共设施的改造和完善。我们应当思考，怎么提高公共卫生标准。比如，现在大部分空调公交车的窗子是密封的，发生疫情后，香港很多公交车已经把死车窗换成了活车窗，保证车内的通风。

现在很多新建筑采用玻璃幕墙，通风的窗户非常少。一些建筑的电梯触钮都是感知的，戴着手套摁不动。中央空调的使用，也可能将空气中的病毒扩散开来。

第二是增加对医疗和公共卫生的投入。传染病实验室，高危病毒实验室、尸体解剖实验室都要抓紧建设，过去，我们是不够的，也不是普遍都有的。经过前一段时间的应对，医疗系统很疲惫，现在要做必要的休整和补充。

新京报：除了生活，人们也关注医疗秩序的恢复。

魏晟：解封前，我最关注的是需要急救服务的病人和长期服药的慢性病患者，包括一些需要血液透析以及化疗的病患者，因为封城和医院集中处理新冠患者的原因，他们的救治受到一定影响。

解封后，这些因封城而延误的病患者服务应当优先恢复。

新京报：眼下很多医疗队陆续撤离，会不会影响对病人的收治？

魏晟：武汉要加强本地防控能力。解封前，要进一步加强社区对病人早发现、早隔离的流程建设以及防护物资的储备。人群一旦放开，这方面的能力不足，是很危险的。

需要建立一个长效机制。参考其他省市的做法，比如上海在117家发热门诊的基础上，又增设18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哨点诊室，来提高发现病人，处理病人的能力。医院也应有一套非常有效的感染管控流程，处理各类病人的收治。

新京报：与“非典”时期相比，这次疫情防控有哪些进步，又有哪些教训需要汲取？

刘鹏：跟非典相比，政府在防控的法治化程度、信息化防控、发动群众参与、分类防控方面有了明显进步。

但在网络直报体系运行、初期风险预警和决策、应急物资采购与分配、吸收市场和社会组织参与防控以及破除防控工作中的形式主义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提升。

我们要优化政府、科学家、社会参与风险决策机制，提升专业话语在决策过程中的权威，将专家学者参与决策的形式制度化，并适度赋权给地方政府进行应急决策。